2018年春季拍卖会,佳士得香港举办了一场名为“乾隆三希”的专场拍卖。
这场拍卖一共只有三件拍品,能有这样特殊待遇的瓷器肯定大有来头。
这三件器物均为珍罕非凡的乾隆御窑瓷器,其中清乾隆绿地金彩雕青铜纹双系尊一对以2410万港币成交;
另一件清乾隆瓷胎洋彩黄地百子图双龙耳瓶以6647.5万港币成交,
而当晚拍卖的魁首则是清乾隆青花春耕图双福如意耳大抱月瓶,以6985万港币成交。
为何一件看上去画面“乡土气息”十分浓厚的青花抱月瓶能从中脱颖而出?
其实这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
此次以“乾隆三希”为题的专场拍卖,
一来效法乾隆皇帝之雅趣,
二来借此表现乾隆皇帝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愿景,
三件瓷器分别对应仿古、农耕、婴戏。
而这件农耕主题的瓷器,正代表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农耕文化。
中国以农立国,满清帝王为显示君权天授,非常重视农桑。
乾隆帝贵为天子,位居天地之间,
每年需主持耕耤礼,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以巩固其政权。
抱月瓶全器以青花绘就,口沿外部绘如意云头纹一周,
颈部则绘蝙蝠作饰。
腹部两面开光,一面绘春耕图之“耕”,图中农夫赶牛犁地;
另一面则绘“耙耨”,农夫站立木耙上以牛拖行,以打碎泥块。
两面背景相同,皆是双桐树下,阡陌相交,
不远处农舍隐现,所绘人物面目表情及衣褶生动。
其余边饰为青花绘团寿缠枝花卉纹,发色鲜艳翠亮,
运笔流畅,繁而不乱,与莹白滋润的釉面相互映衬,别有一番韵味。
此瓶体敦硕雄壮,高59公分,瓶身绘春耕图,
实蕴含崇高政治理想、一国之君对天下一统的期许,
故此瓶不只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精品,更是彰显皇家正统地位的臻品。
在皇家御制瓷器上描绘农人辛劳稼穑的日常情景,
当然也表达当权者不忘本、体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苦、明了“五谷熟而民人育”之治国道理,
大有提点、诱导之意。
也许这正是此抱月瓶烧制得如此庞大的原因。
中华民族为农耕民族,春耕夏耘为国之重事,亦关系到国家生存根本。
以“耕织”为题的艺术创作,可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岩画。
之后,先秦彝器、两汉画像砖、魏晋墓室壁画及唐、宋佛窟画,均大量有关稼穑、桑织的场面。
莫高窟第23窟的北壁上就有一幅清晰的绘制于唐代的《耕作图》,
画面上乌云迷漫,细雨沥沥,
一位农夫挥鞭策牛耕地,一位农夫肩挑庄稼。
田头上坐着一家老少。
画面也是佛教经变画,本来是为宣扬平等佛慧,犹如甘露时雨,普润万物。
但同样在宗教因素之外,这也是一幅难得的古代“雨中春耕图”。
南宋初期,政经困难、需大力发展农业。
南宋楼璹初为县令同情农民疾苦、重视发展农业,总结历代农业技术,
“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
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事为之图。”
所绘《耕织图》目的十分明确:
响应皇室旨意,加强农业宣传;
呼唤社会重视、支持农业;
规劝社会各阶层体谅农民、尊重农民劳动;
宣讲农业技术,引导农业正确发展。
清代虽为游牧民族政权,但依然推崇汉文化,重视农业、劝课农桑。
在清朝的皇帝中,最重视农桑的就是康熙,他多次亲自试种庄稼,体验农耕之乐。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南巡时,
江南士子进献藏书甚丰,其中有“宋公重加考订,诸梓以传”的楼璹《耕织图》。
康熙帝看过之后十分欣喜,
即命焦秉贞据原意另绘耕图、织图各23幅,并附有皇帝本人的七言绝句及序文。
康熙本的《耕织图》绘画内容较宋本略有变动,
耕图增加“初秧”、“祭神”二图,
织图删去“下蚕”、“喂蚕”、“一眠”三图,增加“染色”、“成衣”二图,图序亦有变换。
宋、清《耕织图》的布景与人物活动大同小异,
但焦图画中的风俗易为清代,所绘更为工细纤丽,在技法上还参用了西洋焦点透视法。
雍正诗:西成已在望,早值更相让。繁穗香生把,盈檐露未干。啄遗鸦欲下,拾滞稚争欢。主伯欣相庆,今年子粒宽。
《耕织图》由于其“图绘以尽其状,诗文以尽其情”深受康熙帝的喜爱。
而雍正帝在未登基还是雍亲王时便善于揣摩父皇的心意,
为投父皇所好,特命宫廷画师精心绘制一套《耕织图》进献给康熙。
康熙自然龙颜大悦,对雍亲王平添不少好感。
当然,雍正对农政的重视绝非仅仅为了讨好父皇,而是真心为之,
从其登基后的施政方面反映确实如此,
最为显著的事例即是雍正皇帝祭先农坛,亲自扶犁开耕。
雍正诗:?昨为籆上丝,今作轴中经。均匀细分理,珍重相叮咛。试看千万缕,始成丈尺绢。市城纨绔儿,辛苦何由见。
《胤禛耕织图》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庶民打扮,
却服饰花色不同,妇女发型梳髻各异,充分体现了清初的时代特征。
在细腻传神地描绘劳动者辛勤耕作的场景的同时,
注重了对村落风景的刻画和风土人情的渲染。
山水之间,绿树成荫,村舍阡陌,鸡犬相闻;
成人紧张劳动忙碌,孩童放牧送饭,或绕膝嬉戏,牵衣相看,使观者身临其境,栩栩如生。
一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劳动喜悦之情跃然纸上,宛如是一幅桃花源式的田园风情画卷。
但是雍正一朝,《耕织图》题材在宫廷工艺品的体现很少,
瓷器一项至今未见描绘《耕织图》的官窑瓷器发现。
受祖辈影响,乾隆对于《耕织图》的了解甚早,
雍正十年初春,身为皇子的弘历奉命作《恭读皇祖圣祖仁皇帝御题耕织图四十六景诗敬和原韵》,
除此之外,以耕织为主题的瓷器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套乾隆墨彩书折式御题诗《耕织图》瓷板。
这是在所有清代《耕织图》彩绘瓷中极为罕见的成套作品,
构思格 外奇巧,从外观来看,其与一套书几乎没有分别,
而实际上,整套书以紫檀木制作封面和封底,每片瓷板均如书页一 般镶嵌其中,并以黄色绫绢镶边装裱。
这套别开生面的《耕织图》瓷书共有四册,
采取左诗右画的结构,共镶嵌有瓷 板92块,包含了焦秉贞原作的全部“耕”图与“织”图。
瓷板以墨彩书画,画工极精,清新雅致,书法则为当初康熙的御诗。
纵观乾隆一生与《耕织图》联系最为密切之处要数他把平面的绘画题材搬到了现实中。
清朝乾隆十五年,乾隆命工匠在颐和园西北部的清漪园实地营造“耕织图”。
之所以选在这里建“耕织图”,是因为当年昆明湖与玉泉山之间河湖交错,稻田棋布,景色酷似江南;
乾隆皇帝造园时又特意将原在城内、专门负责为宫廷织造丝绸布料的内务府织染局迁到此处,
组成了一处生活气息浓郁、景色淳朴清幽而又融入传统农桑生产的园林景区。
这也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重视农桑思想的园林式表现,
主要有延赏斋、玉河斋、澄鲜堂、蚕神庙、水村居等建筑,
并建造了织房、染房、蚕房,同时种了桑树。
极富江南风情的水村居。
因此乾隆将其命名为“耕织图”,意寓着一幅洋溢男耕女织生活情趣的幽美图画。
作为农业社会的君主,又全面体认中原重农抑商传统,
注重男耕女织,发展农桑生产,是乾隆根深蒂固的经济思想。
乾隆认为“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
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
“耕织图”建成后,乾隆在玉河旁立石刻字,
题名“耕织图”,并在立石阴面刻御诗《自玉河放舟至玉泉山》一首:
“玉带桥边耕织图,织云耕雨肖东吴,每过便尔留清问,为较寻常景趣殊”。
乾隆三十四年,一幅署款宋刘松年绘《耕作图》被进献宫中,
与之前内府收藏署款宋刘松年绘《蚕织图》风格一致。
乾隆皇帝将二者拿来对照鉴赏,
他通过两图纸幅长短、绘画风格、印章题跋等诸方面比较,
结果发现两图均非刘松年所绘,而是元人程棨摹宋人楼璹图本,
但也相当宝贵。
他命人将两图收藏藏于圆明园之多稼轩,谕旨“所以重农桑而示后示也”。
并要求“勒之贞石,以示家法于有永”,且嵌于延赏斋之廊壁。
刻画勒石程棨《耕织图》从决定到完成仅用了三年。
当全部石刻画完成后,乾隆皇帝以此为画坛盛事,
宣召高晋、刘统勋、福隆安、钱维城、董浩等人,
于三十七年新正日在重华宫以《耕织图》为题,举行茶宴联句,为一时之文化盛事。
后圆明园遭八国联军焚掠,程本流失于外,缺损不齐,辗转为美国弗列尔美术馆收藏,刻石被毁;
直至1960年,残存23刻石终归中国博物馆典藏。
我们再回到开篇的那件拍品,
虽然乾隆时期《耕织图》的表现形式极为丰富,
但纹饰与此拍品相同的大型御制抱月瓶却极为罕见,
此器想必是皇帝特为某个庆典所订制。
在已知作品中,有二例题材近似的斗彩乾隆瓶:
一例为希尔德斯海姆的罗埃默博物馆珍藏、另一例为天津博物馆藏。
巴尔的摩华特斯艺术博物馆藏一例相同的青花抱月瓶,而天津博物馆的则为斗彩。
这两件青花抱月瓶其他的纹饰相差无几,看来很可能是特别订制的同一批器物。
不过无论是哪件春耕抱月瓶,春耕图的近景均有两株梧桐,
这一细节未见于任何《御制耕织图》刻本。
在画的前景添加梧桐,其用意应该不单止是为了使画面平衡有致,或框景为图。
众所周知,凤凰喜栖梧桐,而这种瑞鸟仅见于太平盛世,且与统治者息息相关。
所以,此树可能隐含了歌颂皇恩浩荡、祈求时和岁稔之意。
此外,梧桐音谐“同”,故亦暗喻“天下一统”。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从康熙三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七年的年间,
康雍乾三帝的《耕织图》,尽管都是艺术创作,
但却经历了一个视“王政之本在乎农桑”的政治活动,
至“破尘居士”的远离残酷政治斗争向往平静乡村生活的期望,
再至园林景观点缀、院画真伪考辨的文化活动的变迁。
小小的一件《耕织图》,
不仅折射了康雍干三朝的政治,同时也体现了清宫文化上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