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座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越窑瓷青瓷与唐代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密切,其瓷质造型,釉色之美,深受饮茶者的喜爱。饮茶风尚又影响了越窑青瓷的型制。对当时流行的越窑青瓷茶瓯,唐代陆羽曾在《茶经》一书中有此评价:“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在同样一本书中,陆羽对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作了比较,他评道:“越瓷类玉,邢瓷类银,越瓷类冰,邢瓷类雪”以类玉似冰来评价越瓷的美。
唐代的越窑青瓷,深得当时的诗人喜爱,不少诗人都描述和歌咏过越窑青瓷的美,如陆龟蒙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咏秘色瓷器》)徐夤的“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贡余秘色茶盏》),就连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石川鸿斋也曾作诗赞颂余姚上林湖的越窑瓷器:“上林之窑盛天下,宋社已屋陶亦罢。遗珍谁得雉鸡山,久埋土中犹未化,馀姚沈君藏一瓶,釉色莹澈凝貌青。相携万里来扶桑,割爱贻我何厚情……”。
关于越窑,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越窑青瓷在晚唐五代时被称为“秘色瓷”。这从唐代几位诗人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在史籍中也有“秘色瓷器”的记载。但“秘色”之说,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秘色”一说,缺乏实物支撑。在1987年,终于解开了这个谜。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唐懿宗用来供奉释迦真身舍利的一批精美供器,同时出土了记录这些器物名称的石刻“物帐”。据此物帐,专家们断定该地宫出土的16件青瓷就是传说中的所谓的“秘色”瓷,从而揭开了“秘色”瓷的谜底。关于“秘色”瓷也有两说。一说是广义的,越窑青瓷就是“秘色瓷”;一说是狭义的,越窑青瓷中的上好之品才能称之为“秘色瓷”。狭义中的“秘色瓷”,曾是越窑中烧制的供御之物。
吴越国自钱鏐任镇海军节度使起,到钱俶纳土归宋,以杭州为首府,历三世五王,先后治杭达86年(893~978年),遗留在杭州、临安的吴越国王钱氏家族墓葬较多。1958~1980年间,陆续清理发掘的有钱鏐之父钱宽、母水邱氏、子钱元瓘及钱元瓘次妃吴汉月墓等七座墓葬。这几个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以青瓷最多,白瓷次之。其它尚有金银器、铜器、石刻等。
青瓷器都为越窑秘色瓷,共58件,品种有四系罂、钵、双系罐、洗、碗、盆、壶、盏、杯托、器盖等,其中以钱元瓘墓出土鎏金龙纹罂,水邱氏墓出土的褐彩青瓷油灯、褐彩青瓷盖罂、褐彩青瓷熏炉等最为精美,是秘色瓷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越窑青瓷以简为美,以生产素雅精美的青瓷为己任。绝大多数越瓷器物顺其自然,没有过多的雕凿和纹饰,风格典雅素净,设计繁简得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越瓷在釉色上追求类冰似玉的艺术效果,多是青釉素色,极少色彩装饰,“清水出芙蓉”,展现出不施粉黛的自然素净之美。
特别是晚唐五代时期,越瓷以优美的造型和釉色获得人们的喜爱,器物往往在简约朴素中体现出宏阔渊深的境界。可以说,越窑青瓷是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和艺术性的造型体系之一。其在制瓷技术上并非登峰造极,但它所蕴含的简约和清雅的自然审美理念却深得当时崇尚淡泊宁静、闲雅恬静的士大夫阶层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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