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匠人之心，我最先想到的是日本人的做事态度，他们要么不做，要么极致到底，甚至是极端。 比如一位近90岁的高龄的大阪老爷子，为煮一碗白米饭他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这碗米饭，不仅红遍全日本，也令全球游客为之向往。
虽不知道这碗米饭究竟有多美味，但装米饭的容器却令我深感兴趣。日式器皿，往往是小巧而精细，将其端在手心，仔细端详，中国文化的影子顿时乍现。在日本文化谱系中，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不论是日文、医药、茶道、还是饮食、弓道、服饰、礼仪以及对日本影响深远的“弥生文化”无一不是受中国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去日本旅游的时候，看到的很多东西都充满了中国文化。
偏偏日本人的文化输出非常厉害，二次创造更是严谨认真，很多东西本源于中国，却被西方人误认为是由日本创造，其中最诧异的就是日本瓷器。日本瓷器的发展自应永年到昭和共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
日本与中国之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战国时代，当时的倭人就已与古燕国有所来往。但唐代中后期，是日本受中国文化的高潮阶段，其中瓷器文化和工艺尤为深刻的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和发展。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尤其是唐三彩的传入，对日本的制陶工艺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促进。
13世纪初期，日本开始进入了学习和模仿中国瓷器的阶段，从此这种带有涉猎、摄取、尝试等不同目的的仿制和学习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
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有时是全盘吸收，有时则为部分地将中国文化韵味融入到自己的文化艺术中去，使之以一种和谐自然的方式体现出来。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些日本瓷器的时候，在具有中国元素的同时，也有明显的日本文化特色。
有幸在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中见到一些当时的日本瓷器。虽然多是一些18、19世纪的瓷器，但不难发现，日本古人对于中国瓷器文化是极致崇拜的。如日本18世纪洋瓷五彩加金双龙耳卷口瓶， 作为中国人在看到这件瓷器的时候，一眼就识出里头所蕴藏着的中国文化韵味，但其主观影响尽是日本特色，体现出画面颜色比较明快，多大红大绿、黑白相间的特征。
但同是19世纪的洋瓷白地五彩花鸟纹象耳瓶，就显得比较淡雅，虽有牡丹与飞鸟，但色彩较为明淡。细看之后，见瓶口望去，气泡很明显。关于气泡，往往是收藏家对于瓷器真假新旧的辨认条件之一，一般认为凡是釉下彩瓷器都是有气泡的。
但这是否与意味着烧制技术的或好或坏，我并不清楚，但日本由于技术传承性质的不同，对于中国瓷器文化的吸收往往也是分两个阶段，从弥生时代到17世纪以前为一个阶段，17世纪后为另一个阶段。
从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到侧重社会科学方面，日本瓷器从烧制全过程至装饰艺术和题材等方面的移植，足以说明日本古人在模仿中国瓷器的时候，是特别想创造出属于日本的日本瓷器。代表人物有加藤四郎和五良太甫。
但中国瓷器，从古至今在西方世界是相当闻名的，更受古代日本人的喜爱。以至于日本人在模仿中国瓷器的同时，不免因利益问题而造假。17世纪后期，日本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气达到高潮。从目前的传世物来看，其所仿制传世品的范围，上自宋代的龙泉、黑釉瓷，下自明代五彩、青花及德化窑瓷器。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内的一件19世纪的洋瓷五彩仕女图加金瓶，个人认为有刻意模仿成分。时间虽是19世纪，但中国瓷器的影响力依旧深远。这件瓷器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瓶身中的仕女图。“仕女”一词，最早出于朱景玄所著《唐朝名画录》。在宋朝中期，该词被广泛使用，代表的是中国古代那些美丽聪慧的女子。
瓶身中的“仕女”有古代日本女子的形象，但不论是其服饰还是发型都受到唐朝影响。但它最终被烧制出的目的是为模仿还是再创造，或者意为造假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当年日本对中国瓷器的刻意模仿，导致不少日本收藏家认其为“唐物”而买卖珍藏。
在看了文物馆内陈列的所有日本瓷器之后，我的内心不禁澎拜。大国瓷器的魅力，令日本人连续模仿了几个世纪，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同时，虽不免有负面影响，但足以说明一件事，不论日本人的匠人之心有多严谨极端，对于中国文化的精髓，只能模仿和造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