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近三千年的瓷器生产史上，单色釉瓷器不仅是出现最早的釉色品种，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占据着瓷器生产主流的地位。这种除自身釉色外不假其他任何色彩装饰的瓷器，被称为瓷器中的“大家闺秀”。古往今来，单色釉属于一种高阶的审美，更是跨越年代的极简美学。
明永乐龙泉青釉葵口折沿 荔枝花卉纹大盘
清嘉庆黄釉 云龙纹天球瓶
以文人审美来看，宋代瓷器因自然而不造作的特点成为高峰。但从材料和技术的成熟度来看，明清时期的单色釉，则形成了另一次发展契机。明清两代的瓷器生产总体上看是一个世俗的时代，无论是在御窑还是在民窑产品中，青花、釉里红、青花五彩、斗彩、五彩、粉彩、珐琅彩等占比最大，它们因为装饰手法和图案都更贴近生活而盛行。然而，单色釉瓷却反世俗而动，在釉色品种、仿古与创新、器物类别和器物造型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成就，成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清新、质朴的亮点。
清乾隆蟹壳青釉 如意绶带耳葫芦瓶
日前，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开展的“大朴尚简——明清单色釉瓷器菁华展”就遴选了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馆藏明代御窑遗址考古遗物以及海外重要私人旧藏共110余件（组），旨在将单色釉瓷器置于中国古代陶瓷生产大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礼法系统内，审识单色釉瓷器艺术成就之外的深层价值。
清康熙—雍正仿宣德 宝石红釉僧帽壶
在明代以前，瓷器窑场虽然遍布大江南北，直至塞外，但基本是以南北两个生产中心（南方以浙江、江西为中心，北方以河北、河南为中心）为主向外辐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各窑场各擅其胜，但主流产品仍然不出青、白二元的体系，一些名窑品种也多是在青釉体系内以釉色自身的变化为主。
至明代，单色釉生产除了对早期青瓷釉色的直接传承外，还开始模仿烧造宋代汝窑、官窑等名窑的釉色，在复古的同时，金代孔雀蓝釉、孔雀绿釉生产技术传入中国并在北方发展，这种技术随着国家的统一进入景德镇，这也是景德镇窑场引进国外单色釉生产技术的开端。
所以，“大朴尚简”便是以景德镇御窑考古出土的25件御窑遗珍为切入，关注明清单色釉的发展。自元代浮梁磁局后，景德镇御窑厂在明初设立，开始了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历史。由于其独特的官方背景，便有了荟萃全国能工巧匠的特权，且不惜工本，以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为宫廷遴选御用瓷器。明嘉靖之前对于废品的处理方式主要为打碎掩埋，所以根据近年考古发掘，明代景德镇御窑厂地层出土了大量相对应时期的落选品，从而有充分的考古资料还原、推断当时的瓷业面貌，也为今人对明代御窑瓷器的认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比如，展览展出的一件明永乐时期的红釉梅瓶，是2002年在御窑遗址北麓永乐时期的埋藏坑中出土，该器物的腹部有明显的打击痕迹，可见这一时期对于官窑落选贡品，有刻意打碎再掩埋的严格管理制度。
在展品选择上，“大朴尚简”突出单色釉瓷器的颜色分类，并把每类颜色作为实物参照，给予观者直观体验。例如，展览对于统称为“茶叶末釉”的瓷器进行了区分，分为蟹壳青釉和鳝鱼青釉，两件器物并列展出，颜色对比一目了然。此外，展品中还包括明嘉靖黄釉仰钟杯、清乾隆祭蓝釉天球瓶、清雍正影青釉刻海水蝠纹碗、清乾隆青釉浮雕葫芦纹葫芦瓶、清雍正松石绿釉盖盒、清雍正炉钧釉如意绶带耳葫芦瓶等20余种釉色器物，丰富的釉色种类可谓近年罕见。
在展览的最后一个章节，还特别设置了以3种器型、9种釉色共14件菊瓣盘为主的菊瓣器物专题，以反映清代帝王对于文人雅趣的偏好。有意思的是，《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记事杂录》曾有关于12色菊瓣盘的烧造时间的明确记载，然而当年烧造的12色菊瓣盘具体是哪12色并未留下明文记载。
据了解，雍正皇帝学养深醇，追求器物的至善至美，对瓷器中的颜色釉瓷器也是相当情有独钟，“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御窑厂把皇帝的喜好作为色釉调配的最高标准，严格按照造办处提供的样品匹配釉料烧制，生产出一大批胎质细腻、气质高贵的颜色釉瓷器。仅在雍正一朝就能烧制出多达近60种釉彩，其中单色釉达到近40种。而雍正帝本人对于单色釉的爱不仅仅是其釉质和风格，更喜爱其娇美的器型，所以雍正一朝的单色釉瓷器造型娟秀并且胎釉精细。
既没有复杂的图案纹饰，也没有丰富的色彩搭配，单色釉瓷器却有着另外一种能够令人如痴如醉的美，这种美是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是对“美到极致是自然”这一境界的经典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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