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择取一件代表中国的物品，瓷器应是其中之一，这从英文词“China”的释义即可获知—兼有“中国”“瓷器”的双重含义。
自商代中期陶器孕育至今，瓷器不仅贯穿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它还与茶叶、丝绸并列为古代中国三大外销商品，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和见证。
自1月31日起，六集大型纪录片《瓷路》于每晚8时亮相CCTV9。和以往局限于谈论瓷器工艺不同，本片将瓷器作为一面映照时代的镜子，经由瓷器，阐释不同年代的历史与人文。
“瓷器是一面镜子，不同时代的瓷器映照出不同的审美和价值观。”《瓷路》执行总导演董浩珉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专访时，强调了这个立意。
“瓷器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
“我们能把玻璃粉碎，制造新的玻璃制品；把破烂的纺织品丢弃，或者把他们捣烂制作成纸张。几乎所有的物质，腐烂或变形后都会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只有瓷器，形成之后，便永远不再消失”。《瓷路》第一集中，牛津大学奥利佛·沃特森教授对瓷器如此评价。
这也是董浩珉眼中，瓷器与丝绸、茶叶的不同之处。作为古代中国三大外销商品之一，丝绸和茶叶存留均有期限，只有瓷器，即使摔碎或深埋海底，都不会腐烂。“瓷器是不会腐烂的历史”。
董浩珉对记者说，瓷器是个不新鲜的选题。若因循传统思路，会从陶瓷工艺或瓷器发展史的角度拍摄。《瓷路》将重点置于中外文明交流上。“从瓷器角度反映中外文明交流，是我们拍摄的首个动机。此外，陶器遍布世界各地，可瓷器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其意义较为重要。这是我们拍摄的第二个动机。”
在两年半的摄制时间里，主创团队足迹遍布国内浙江、云南、台湾等18个省，以及英国、荷兰、德国等10个国家进行拍摄。
《瓷路》共分六集，每集50分钟，依循朝代顺序，将唐三彩、宋瓷、元青花悉数道来，并将明清两代，瓷器热销欧洲的胜景尽致展现。时间从史前两万年横亘至当下制瓷人的故事，历史线索和现实线索交替延展，有序不乱。
2012年，曾有一部同选题纪录片《CHINA·瓷》播映。据董浩珉介绍，此片是借当年“中英文化交流年”之机拍摄的，分上下两集。笔墨集中在明清两代瓷器在欧洲的流行方面，和《瓷路》第五、第六集内容暗合。
“瓷器映照不同时代的审美”
瓷器，多是以静物的情态出现。在博物馆展柜展出的，是瓷器的往昔；摆放在客厅茶几上的，是瓷器的现实。
和《丝路》《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相仿，《瓷路》既追寻瓷器的历史，也关注瓷器的今朝。而制瓷人的故事，便成为片中温情的讲述。
董浩珉介绍，寻找片中制瓷人的途径，主要为依托业内人士的推荐，主创们在网上寻找知情人，赴瓷器产地调查和采风时得到当地政府的帮助。
他们试图从当下制瓷人的故事中，寻找到和瓷器往昔的关联。即“以今衬古”。
这也是主创们选取当下人物的标准。在本片第一集中，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制陶人玉南恩，沿袭了黄帝时期的制陶法。“在西双版纳，向玉南恩这样的制陶人，还有很多。丈夫早逝，为抚养两个孩子长大，玉南恩只好依靠传统手艺谋生。我觉得她身上有种安宁的气质和淡淡的忧伤，由于第一集追溯了两万年之前陶器的诞生，片中也呈现出远古淡淡的忧伤。玉南恩的故事性，她所处的曼飞龙村庄周遭适宜拍摄的景致，远古的制陶法今朝传承，是我们选取她的原因。”董浩珉说。
诚然，不论制陶还是制瓷，当手工制作逐渐被机器取代，古时的手艺并非都被承袭，更多的，则是消逝在时光深处。《瓷路》第一集中，云南翁嘎科村佤山深处的岩布老就是个例子。
董浩珉透露，拍摄岩布老的例子，源自考古文案里的一句话：云南佤族还有制陶的传统。里面使用一种塑胶，使得陶器有光泽。
“从陶到瓷的转变，关键是釉料。釉料使得器皿表面光彩，还达至不透水的功效。我们顺着考古文案里的这句话按图索骥，发现在云南翁嘎科村佤山还保有这种制陶法。但是很可惜，这里最后的制陶人过世了。我们找到了他的儿子岩布老。实际上，岩布老已十多年没制陶了。我们请他重新制作，但以失败告终。片中将他失败的过程记录了下来。”董浩珉对记者慨叹，他们通过岩布老的故事告诉观众，以前的手法再不可能出现了。主创们要传达的这个情绪是真实的。
《瓷路》不仅试图通过今人的故事，寻觅和往昔瓷器的关联；还有对瓷器品种和所处时代的背景分析。
收藏在台北故宫的“汝窑无纹水仙盆”出现在第三集。如雨后初晴的天青色，似乎就是宋王朝文雅书卷气息和多舛命运的真实写照。在本集中，宋代五大名窑出产的瓷器为主线，将宋徽宗的人生历程作为辅线，道出正是因为文人气十足的宋徽宗，才支持和成就了宋代瓷器的精美绝伦。
譬如众人皆知的青花瓷，诞生于元代。最早的青花纹样，是由波斯工匠借助钴蓝矿石在中国瓷器上绘制的。当13世纪，蒙古人统一中原并打通中西通道，波斯的钴蓝工艺就有了大量进入中国的可能。
观众或许疑惑，“弯弓射大雕”的骁勇的蒙古人，为何会有精细的手工制作？片中的背景思考是这么分析的：瓷器隶属于商品，外销可赚取利润；蒙古统一中原后，行汉法、尊儒术，主动吸收汉文化；且底色为白的青花瓷，符合“元人尚白”的传统。
“瓷器是一面镜子，不同时代的瓷器映照出不同的审美和价值观。”董浩珉说。
瓷器，永不退色的东方文化使者
瓷器，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奢侈品，今朝的日用品，它还是风靡欧洲的热销商品。
《瓷路》第一集开场，向观众讲述了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对瓷器狂热崇拜的故事。1717年，他与威廉汉姆一世做了笔交易，用600名萨克森尼龙骑兵，换了151件清代康熙时期的青花瓷。这些瓷器被世人称作“龙骑兵瓶组”。被他卖掉的龙骑兵绰号为“瓷器兵团”。
土耳其最大的博物馆托普卡比宫内，墙壁上装饰有和中国青花瓷相似的花纹。
在英国汉姆普顿宫，1694年，荷兰执政兼英国国王威廉三世32岁的妻子玛丽二世患病去世。为了缅怀玛丽生前的爱好，威廉在汉姆普顿宫里摆放和悬挂了很多青花瓷。
英国17世纪一位名为约翰·盖伊的诗人将瓷器比作男人的情敌。他在诗歌中描绘道：瓷器，就是点亮她灵魂的热情。一尊杯，一个盘，一片碟，一只碗，就能使他心中充满希冀，就能点燃她的欢欣，或者打碎她许久的宁静。
除却商品属性外，瓷器流行于欧洲，或许还有其它因素引发欧洲人的崇拜。
董浩珉为记者比照了瓷器“流行中西”的原因。
1567年，明代隆庆皇帝下令“开海”，持续近200年的海禁政策得以解除。中国海外贸易得以恢复。
“大规模海运开始后，瓷器的一个重要功用是压船舱，保持船体稳固前行。瓷器本身还是容器，可以承载很多东西在内。当时茶叶贸易量大，就是用瓷器承装茶叶的。所以茶叶与瓷器，不分家。文化上看，茶禅一味，贸易上看，也是一体的。”
董浩珉解释，在中国，若没有皇帝的支持参与，瓷器很难发展。至于瓷器流行于欧洲，也发端于皇室间的追捧。
“瓷器经海路运送至欧洲，本就十分不易。沿途会遇到海盗、沉船、砸碎等危险，加上运费，抵达彼岸的瓷器便弥足珍贵。瓷器在欧洲是高端奢侈品，相当于今天的LV（路易·威登）品牌。”
16世纪，荷兰人以武力夺回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控制的东方航路后，不仅从中国大量贩运瓷器运回荷兰，更在代尔夫特开窑仿制中国青花瓷。从那时起，代尔夫特蓝陶便闻名欧洲。“今天，虽然荷兰皇家代尔夫特蓝陶止步于陶器再无改进，但无可否认，这种源于中国青花瓷的代尔夫特蓝陶，早已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董浩珉说。
如今，源于中国青花瓷的荷兰代尔夫特蓝陶，被奉为荷兰国宝之一。
1710年，欧洲人学会制作瓷器。当年，德国炼金术士J·F·伯特格尔与德累斯顿萨克森宫廷科学家革新了制瓷工艺，用高岭土和雪花石膏混合烧制成“伯特格尔瓷”，梅森瓷器厂成为与景德镇相似的欧洲瓷器工厂。
借助瓷器这一“文化使者”，总使人发觉，在世界其它角落，依稀有中国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