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宫廷瓷器击中藏家隐秘的心

    伦敦—强劲的经济增长给中国艺术市场带去剧烈的变化，全球的一流画廊都在重新制定针对该地区的经营策略。
    埃什肯纳济(Eskenazi)是首屈一指的商周时期至明代中国艺术品国际交易商，从本周四(11月8日——译注)到本月23日，他们将举办一场非典型的瓷器展，展出的是一些相对更晚近的物件。
    这些瓷器是一位英格兰藏家花了40多年收藏起来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器物底部都有皇家的款识，表示这是为当时在位的皇帝烧制的。
    只需翻看一下展览的图册就会发现，这些从拍卖会上得来的物品曾经属于某些知名藏家。
    御用器物的身份，加上有序的传承，正好是让中国新贵们疯狂的两个重要卖点。焕发着帝王威仪的东西是他们的最爱，如果还在20世纪的伟大收藏里镀过一层金，那更是锦上添花。
    除此之外，出自康乾时期(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那些色彩艳丽的瓷器更是格外让中国的亿万富翁们兴奋不已。
    可以想象当年迈的英格兰藏家打算出售收藏的时候，埃什肯纳济是经过了一番苦战的。朱佩赛·埃什肯纳济(Giuseppe Eskenazi)和他的儿子兼生意伙伴丹尼尔史无前例地击败了拍卖业的两大巨头，涉及具体金额不明，但必定是数百万美元的级别。
    印在展览图录封皮上的一只18世纪花瓶是新一代中国藏家口味的典型体现。这种瓶子西方人称之为“玫瑰家族”(Famille Rose，即中国人所说的“粉彩”——译注)，一个由19世纪法国藏家想出来的名字。深粉的底色是西洋艺术影响的体现，源自中国和欧洲国家的瓷器贸易，也跟耶稣会传教士在京城宫廷的作为有关。
    这个标准中式器物的纹饰显示出17世纪末法国设计风格的影响。瓶子底部的6字款识对远东买家是至关重要的，它证明花瓶不仅是为宫廷制作，还是给皇帝本人使用的。
    这只粉彩花瓶曾为纽约的哈特夫妇(Mr. and Mrs. Ivan B. Hart)所有，这个收藏在1993年12月2日的一场佳士得拍卖会中离开这对夫妇，花瓶被英格兰鉴赏家以20万零500美元拍下。这些还不够，图录上注明这只粉彩瓶跟台北故宫收藏的一只花瓶有“紧密联系”，也就是属于1947年从北京转移到台北的御用珍宝。这样的宝贝，当然要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来。花瓶价值1200万美元，是1993年拍价的60倍。
    这位英格兰藏家购入的所有藏品都有类似的背景，此次在丹尼尔·埃什肯纳济策划的宏伟展览中，首次与公众见面。
    此外，作为一种拒绝外来影响的传统，中国宫廷瓷器艺术的发展存在多股美学潮流的碰撞。本次的展览首次让我们领略到这种碰撞的概貌。
    在康熙帝(1662–1722)漫长的执政生涯初期，传统还是很强势的。作为清王朝的缔造者之一，康熙是一位满人，是征服中国的外族，他希望树立起一个崇古的形象，从而博得一直以来统治着这个国家的汉族文人的信任。
    这就是为什么一只带康熙款的大盘上刻着至高皇权的标志——用风格化的云彩衬托的五爪龙纹。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是三个世纪前在伊朗人的影响下(这种影响是深刻的，但并不为人所知)产生的，当时，也就是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征服了中国和伊朗，把它们全部列入到蒙古帝国的版图里。宋代瓷器的器型小巧、色彩柔和、表面光滑、釉色模糊等原则消失了，代之以大胆的设计、有力的线条、高对比的色彩和硕大的器型。
    这只大盘是英格兰藏家于1984年12月11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买来的，当时花了9900英镑，合16000美元，曾经属于雷蒙德·里埃斯科(Raymond Riesco)的收藏。该收藏于1951年由著名的伦敦交易商埃德加·布鲁埃特(Edgar Bluett)负责出售。
    其他康熙时期瓷器都打着中国传统的烙印。在埃什肯纳济展上可以看到一个小水壶，器型和纹饰具有史前时期的特征。纤细的壶嘴是11到12世纪宋代瓷器的样式。单从其通透的釉色看，跟宋代的精美光泽有很大不同，显示出康熙时期的花哨品味。此壶曾经属于约翰·皮尔蓬·摩根(J. Pierpont Morgan)的收藏。
    欧洲美学的影响在雍正(1723–1735)时期更进了一步。在一对彩绘水盂上有纯正中国风格的祥云，使用了红色或绿色的线条，这样的色彩对比是欧洲风味。水盂曾经的主人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大藏家、波士顿的白纳德夫妇(Paul and Helen Bernat)，该收藏于1988年11月15日在香港苏富比出售。那位英格兰藏家花了176万港元拍下了它们，约合23万美元。而将水盂卖给白纳德夫妇的，正是将许多宫廷珍宝从中国带到西方的巴黎传奇文物商人卢芹斋(C.T. Loo)。
    雍正时期的西方影响日盛，促使忧心忡忡的文人阶层掀起了一个复古潮流，创造出许多真正的瑰宝。一只瓜楞青瓷碗带来了宋代的韵味，但釉色要更明亮。它曾是新加坡藏家谢杰立(Jack Chia)掌中的明珠，1988年5月17日在香港苏富比以22000港元拍出，约合3000美元。
    雍正时期的复古运动更多地是一种与现代主义达成的妥协。一对菊瓣盘同样也是传承了宋代古风，但另一方面，盘上的粉彩菊花色彩艳丽，是出自景德镇官窑的手法，那里出产的瓷器是专门出口到西方的，花纹用的就是欧洲人给的水彩画。这对盘子曾属于船业大亨赵从衍(T.Y. Chao)的藏品，这批藏品于1987年5月19日在香港出售。
    矛盾的是，这股复兴风潮同时也成就了雍正时期一些最具创新的作品。
    一只被认为采用了18世纪中国菊花器物样式的茶壶，实际上是以波斯萨珊王朝的一种银器为模版制作的。在瓜楞浅碗的上面倒扣一个类似的器物是该时期的典型做法。淡紫色釉面是受12、13世纪钧窑瓷器的启发，但在安上壶嘴和把柄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只讨喜的壶原本由上海大藏家胡仁牧(Jen Mou Hu)收藏，胡先生的继承人于1985年6月4日委托纽约苏富比拍卖。当时的拍价为30850美元。7年后此壶再次出现在纽约佳士得的拍台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当时已经开始了狂飙突进，台湾也在高速增长中，英格兰收藏家花了68200美元才买下它。目前，这只复古风格的雍正茶壶可以拍出400万美元。有人已经把它买下了。这位神秘买家是谁，够我们猜一阵子的。
    到了乾隆朝，复古风在青花瓷中得到延续。一只模仿14世纪中到15世纪初瓷器风格的葫芦瓶，是那位英格兰藏家在1988年5月7日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32万港元(不到20万美元)的价格买来的。在此次展览上的标价为350万美元。